浅谈档案编研的社会化与大众传媒化
朱培芳
（510515　第一军医大学档案馆）

一、社会化－－档案编研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正面临的21世纪，是一个社会高度信息化的崭新时代，作为国家文献信息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事业，也面临着由传统的档案实体管理体制向着以全方位的档案信息管理、档案信息服务和档案信息开发三位一体为特征的新体制的历史性转轨。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发出了“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号召，将开发包括档案在内的信息资源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档案事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8月27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上海市档案馆时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档案就是很重要的信息资源。要努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积极为改造和振新上海服务。”作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主要手段的档案编研，也因此必将成为中国未来档案事业建设和档案学研究的中心，这是社会高度信息化的必然结果和要求。
　　 面对信息化时代的降临，档案编研工作应如何应付挑战呢？除了进一步加强硬件建设外，档案编研的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由之路。它包括下述三方面原因：

　　首先，满足社会的全方位需要是档案信息开发、传播和实现其全部显现或潜在价值与社会功用的唯一途径。档案信息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取决于档案信息对社会不同层次需求的满足程度。满足程度越高，说明档案信息开发的质量和水平也越高，相反亦然。档案信息资源要从封闭走向开放，成为全社会共享的公共财富，并非简单地由档案编研工作者的一厢情愿来决定的。如果不对社会的档案信息需求作出前期的预测和客观的论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制造出来的东西，很有可能成为一堆毫无价值的信息垃圾。因此，全方位地考察、研究和论证社会各层面对档案信息的不同需求，是实现档案编研课题的科学化决策、合理化管理和课题价值最大化实现的充分与必要的前提条件。

　　其次，高度合理化的社会对档案资源的广泛需求，为档案编研的社会化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档案信息资源除具有一般文献信息的共性外，还有着其独特的个性，即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原始性、具有或曾经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与凭证性，此外还具有文物价值的珍贵性和一次性，以及鲜为人知的历史机密性、一定的直观性等。社会不同群体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千差万别，既有对其一般共性的需求，也有对其某一特殊个性的需求。这种需求一方面使档案编研获得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档案编研从形式、内容、手段、方法到具体的操作程序等各个组成部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使档案编研具有了更大的可塑性和延伸性。档案编研得以实现跨学科、跨媒体、跨行业的全方位大发展，日益显示出其作为综合性边缘学科的独特优势。如上海东方电视台拍摄的系列电视专题片《星期五档案》，就充分利用了档案信息资源所拥有的各种特性。编导们以反映不同社会性热点问题的各种档案信息作为切入口，将历史的回顾与现实的对比和思考结合起来，使公众通过对真实、直观且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的关注来认识自我和人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再次，档案编研的社会化，也是新时期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编研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信息化时代，档案事业的发展日益依赖于与社会发展的接轨程度，无论硬件或软件都是如此。只有通过不断地开发、提供、运用和推广档案资源创造的信息产品，不断地强化社会和大众对档案服务信息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才可能逐步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待遇，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档案编研工作自身也面临着档案信息服务的进一步社会化的问题，如服务对象从为领导决策和学术研究的精英式服务的狭小范围向为大众化、普及化服务的转变，服务方式从单纯讲求社会效益向将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起来的转变等等。近几年来，上海市档案馆在强化社会和大众对档案信息服务的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方面作了许多可喜的尝试，如拍摄电视剧、配合各种社会重大活动或重要纪念节庆日来召开有关档案新信息的新闻发布会、举办各种图片和档案展览、出版专题图册和利用档案创作的各类学术性与通俗性历史、文化读物等，赢得了十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好评。该馆在拓展档案信息服务面的同时，还非常重视解决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如拍摄电视系列专题片《档案里的故事》时，就与上海市教委进行合作，摸索出了一条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有机结合的档案编研新路子。

二、大众传媒化－－档案编研的现实问题

　　要实现档案编研的社会化，最佳的途径是走与大众传媒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因为大众传媒具有社会雷达功能（即对社会环境起着监视和观察作用）、管理功能、指导和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为主的全面的社会功能。实践证明，在高度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具有举足轻重的左右人们对事物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评价的力量，且事物通过传媒出现的频率与其社会认同的程度一般都呈正比之势。档案编研与之相结合，不仅在编研成果的形式和编研的方法上有了全方位的拓展，而且意味着档案编研由此获得了全面社会化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档案事业可能会由此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全面社会功能的一种古老而常新、具有传播与反馈、投入和产出双向性流动的新型信息产业。随着档案编研大众传媒化程度的不断加强，档案事业获得社会认同和重视的程度、档案部门的社会地位等也必然相应得以提高。

　　大众传媒为档案编研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另一方面，档案编研成果要获得大众传媒的认同和传播，首先就面临着自身在传播条件、传播形式甚至部分内容方面如何适应大众传媒的游戏规则问题。只有充分遵循和有效利用大众传媒所特有的内在规则与游戏模式，才能使编研成果得到广大传媒受众的认可和接受，才能使批判的武器真正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由于大众传媒具有应用学科和实用技术的双重性特征，因此它既涉及了哲学、人类学、语言学、文艺学、新闻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也涉及到许多相关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故而其研究方法必然千差万别，由此产生的用于解释传播机制、传播本质、传播作用与地位、传播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等问题的传播模式也种类繁多。一般说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利在1948年提出的“五个W传播模式”得到了传播学界的一致公认。“五个W传播模式”同样也是档案编研成果向大众传媒化转化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具体论述如下：

　　首先，关于“谁”的问题。即档案编研工作者必须明确谁是传媒的主休，也就是说档案编研工作者在与大众传媒的结合过程中，应该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作为档案编研成果传播主体的历史重任，这就必然对档案编研工作者的个人和整体的文化修养、专业素质、编研操作能力（尤其是多方面的编研和写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乃至一定的经营能力等都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

　　其次，关于“说什么”的问题。即档案编研工作者必须明确所要传媒的档案编研成果的全部内容，做到成竹在胸，对自己通过大众传媒想要传递给媒体受众的档案编研信息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集中性的表达，必须将经过系统化处理后、具有一定的特指含义和传播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档案编研信息提供给媒体，而非提供随意性的（包括有害的）、杂乱无章、无特定主题或传播价值的档案信息。

　　再次，关于“通过什么渠道”的问题。大众传媒的形式多种多样，采用何种传媒渠道（或载体）来传播档案编研信息，不仅要根据档案编研信息本身的内容和原生的存储形式来寻求最佳的结合点，还应进一步通过对档案编研信息的提炼和深化，努力发掘出其潜在的全部社会功能，从而使档案编研信息具备多渠道、全方位传播的可能，使其凭借大众传媒的强劲东风，最大化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当然，“通过什么渠道”还包含着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成本核算问题，即尽可能以最少量的编研成本投入，获得最大化的编研信息的社会传播面，这是每一个编研工作者都必须面对和充分考虑的实际问题。

　　又次，关于“对谁说”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向特定的需求对象提供不同档案编研信息的问题。这就要求档案编研工作者应对所编研的信息成果的传播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服务方式必须有预先的正确认识和评估，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使编研成果水到渠成地为真正的需求者所充分接受、掌握和利用，使其不致无的放矢。实际上，对不同编研信息的社会需求层次的准确定位和与之相关联的传播技术的正确使用，正是实现编研信息最大化传播的前提条件，也是档案编研与大众传媒实现最佳组合和效益最大化的根本前提，必须对此加以认真调研和充分的前期论证，制定出一整套科学化、合理化的实施方案和技术要求，并加以规范化地操作。

　　复次，关于“产生什么效果”的问题。即建立档案编研信息传播的反馈系统问题。档案编研信息通过大众传媒传递给媒体受众后，并不等于编研工作到此就结束了。相反，还必须对编研信息传播后的社会效果作深入的调研，获取社会各阶层对所传播的编研信息接受、利用程度的有关情报，这样既可以据此对档案编研信息的传播工作成绩加以准确的评估，又能够及时了解社会各界对不同档案编研信息和形式的新需求，从而为进一步改进档案编研信息的传播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并由此逐步形成互动的、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局面。